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去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的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了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粟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亲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工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是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津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裔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脂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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