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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千百年来一直深受人们重视和 喜爱的女作家之一。本书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对传主的生平、思
想和创作等作了全面面深入的论述，所附《赵明诚传》和《李清照年谱》， 并有助于对传主的进一步理解。全书考证谨严，分析细腻，文笔流畅，多有
新见。书中对传主心灵和情感的逆探、体悟和论析，尤具特色。
A BRIEF INTRODUCTION
Li qingzhao is the most famous woman writerof Ci (a kind of poetry written
to certain tunes with strict tonal patterns and rhyrne schemes ,and in
fixed numbers of lines and words) in ancient China. She isalso the most
popular and beloved woman writer throughout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This book was devoted to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of Li’s hfe story， philosophy and creations in a
penetrating way, onthe basis of true history and internal evidence. The two
appendices, The Story of Zhao Mingcheng and The Chronology of Li Qing zhao.
serve as background materials for an even deeper understandingof ihe great
poet.The auihor did the iextual criiicism with cautious approach. careful
analysis and afacile writing style. This is a new research book about Li
Qing zhao wiih quite a many novel ideas.The book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an exquisite exploration into and academic analysis of the great poet'
sdeep soul and feelings.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 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
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 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
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 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
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 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 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
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 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
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 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
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
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
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 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
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 早在 1938 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
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 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
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 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
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 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
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 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
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 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
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 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
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 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
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 引玉”，本《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 1990 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522 页。
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
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
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 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
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 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
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 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
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 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
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 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
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 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
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 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
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 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下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
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 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
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 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
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 视这一点是不对的。
《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 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
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 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怯，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 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
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 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
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 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
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 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 3 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41 页。
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宾事求是是冶学的基本功夫， 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
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部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 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
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 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
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
“立言”请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 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
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 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
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 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
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 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 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 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
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 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
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 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
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 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
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
“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 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
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 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
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 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
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 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 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
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 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
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
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
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
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抬然感奋，好象回到 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
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 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
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奎童心，默默地祝愿这
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 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李清照评传
第一章引论
大约十多年前，在域外举行的一次学术纪念会上，一位中国古代女性的 名字，受到了隆重的礼遇。在这前后不久，国际天文界把水星上的一座环形
山脉，破天荒地以一个中国女人的名字命名。这位女性虽然就是本传的传主 李清照，但却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人士心目中的李清照。至于我们
的传主在八、九百年前是个什么样子，对今天的多数人来说，恐怕已经无从 想象。因为在她本来是如花似玉的面庞上，过早地染上了焦虑乃至凄苦的神
色，接着又被时人和后人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这些面纱有的过于陈旧， 上面沾满了种种污垢；有的不是过于俚俗，就是过于时髦，将这类面纱作为
封建时代一个贵家女子的妆饰，颇为不伦不类。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主 揭去面纱，还其本来面目，以昭示出她在今天的价值。
然而，对一个文学成就卓著的思想家来说，要真正做到还其本来面目， 还必须象闻一多先生提倡的那样，去探索“数千年来的祖宗”的“心灵中的
种种隐秘”①。那么对于李清照这个特定对象来说，就是要首先找到——
① 闻一多《杜甫》，载《唐诗杂论》，中华书局 1959 年 9 月版，第 143 页。
一、打开传主心扉的钥匙 钥匙在哪里呢？如果李清照也象丹麦王子那样，把心灵上的钥匙交给自
己的恋人，那么，她的这串钥匙，就理所当然地交到她的丈夫赵明诚的手上。 遗憾的是赵明诚不仅逝世过早，他还把这串珍重的钥匙丢失在“武陵源”②
和“章台路”③上，给自己的妻子造成了终生不能愈合的伤口。这伤口被同代 人叫做“赵君无嗣”④。在当时这无疑是李清照的一种心病。她的另一种心病，
则是在其十八、九岁时，被廷争之箭射中，从而结下了很深的、时时作痛的 政治疮痂⑤。不管是丈夫的“武陵”、“章台”之行，还是传主在政治上所受
到的株连，在当时都是讳莫如深、不能或不敢公诸于众的事情，只能作为隐 秘深藏在内心深处。假如传主是一个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闺秀，
那么她的内心隐秘，很可能伴随着她的躯体被埋葬到地穴黄泉， 成为永远也 解不开的哑谜。恰好相反，李清照则是一位罕见的感受敏锐、思想深邃而超
前，文笔既委婉又犀利的文学多面手，她的人生体验、思想感受、社会政治 见解、外交主张等等，凡是可以公开的，均诉诸于诗文，不便公开的，她就
把“别是一家”的词，作为其内心隐秘的栖息之所；把翎毛花卉等作为寓托 之物。从这里入手，或可找到开启传主心扉的钥匙，而这当中的关键是找到 可靠的媒介。
（一）以梅为媒
古今中外，可以说没有一位严肃的作家，不把她（他）帐触最深、最想 说的后写进作品之中的。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其它事功的、纯
情诗人的思想感情的了解，离开了对其作品的探究，无异于缘木求鱼，对李 清照来说审视其心灵的最好窗口，莫过于《漱玉词》。而《漱玉词》又有一
个极为显眼的特点，就是咏物之什比重特大。咏物词中，又以专门咏梅或涉 及到悔的数量为最，约占现存《漱玉词》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这类同
竟有九、十首之多。根据这种初步考察，以梅为媒了解传主的思想感情的思 路，无疑会是正确的。
思路正确不等于手到擒来。要研究梅与传主的关系，首光要调动笔者本 人对梅的兴趣和与它有关的知识库存，以正确判断梅的历史文化意蕴。在上
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①。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它好比是位极 人臣的宰相.起着调和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唐代以前中国的版图
上，梅之为物随处可见。相传李隆基即因其妃子江采苹居处多梅而赐名梅妃。 二、三十年后，在元稹等人的诗中，还可以看到在长安一带有梅树生长。①
气候逐渐转冷，到了北宋，梅在北中国的许多地方已难以越冬，便成了罕见
② “武陵源”借指“武陵人”，语出传主《凤凰台上忆吹萧》词·清照以此影时其夫的“天台之遇”。
③ “章台路”，其义略同于“武陵人”，此指赵明诚青褛冶游之事，详后。
④ 洪适《隶释》卷二六，商务印书馆影印明万历本。
⑤ 指传主之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事及朝廷有关诏命：党人子弟不得与宗室通婚、亦不得居京。李清照 可能因此受到汉重株连。
① 参《尚书·说命下》和《左传·诏公二十年》。
① 参元镇《赋得春雪映早梅》诗等。
之物。所以在苏轼写于宝鸡一带的诗中，有以杏充梅之事②。到了李清照生活 的年代，在她的原籍，梅已不能自然生存，因而在当时的载籍中，有“北人
不识梅”③之说。物以稀为贵，加之传主生性好奇，所以她一到汴京，就把一 株良种梅，亲手栽培在她居住的闺阁近傍。从此之后，梅不仅成了其词作的
主人公，还被她引以为最好的朋友，以至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化身。其状梅之 语，多系喻己之辞，凡是不便明说的心里话，便托咏梅以出之。梅的命运几
乎与传主的命运合而为一。这一论点，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 身世词”中予以证实。
（二）改二期说为三期说
在李清照研究中，一直沿用二期说，即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病卒为 界石，将传主的行实分为前后二期。事实上这种划分是不妥当的，它给研究
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比如：
第一，“靖康之变”是发生在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冬，而赵 明诚病卒是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相隔近三年之久。二期说就
等于将这三年的时间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又是风云巨变的三年，其冲击波 比以往的十年、二 十年还要大。将这三年变成空白是二期说难以弥补的不足，
给本来难度很大的传主作品系年问题，带来了新的困难。
第二，二期说主要是建立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在前期传主 处境优越，夫妻相得，美中不足仅是伉俪小别。只是到了后期遭受到国破家
亡时，作品的基调才变得哀伤凄苦。这是一种与事实有悻的想当然的说法， 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比如说，传主作于由青州赴莱州的《蝶恋花》（泪湿
罗衣脂粉满）和乍到莱州时所作的《感怀》诗，其基调诚可谓凄入肝脾，哀 感顽艳。但那时李清照只有三十八岁，离“靖康之变”还有五年多，离赵明
诚逝世整整八年。依照二期说，这无疑是前期的作品，但内容却不是所谓的 伉俪小别，而是夫妻相聚，还是她自己主动前去的。那她又为什么要那样伤
感，甚至认为自己就象身陷绝境的人那样的“可怜”①？对这类问题二期说是 无法回答的。更使二期说者为难的是，对传主作品的一些重要篇目不能正确
解读，对其中的关键故实和意象的解释，不是不着边，就是加以曲解。比如
《凤凰台上忆吹萧》，其原词云：
香冷金倪，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
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
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对此词中的“念武陵人远”之句，以往的阐释，除了沈祖棻先生的见解①，
② 参苏轼《次韵子由歧下诗·杏》。
③ 陈善《们虱新话》下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① 李情照《感怀》诗中有“公路可怜何至此”，即以当年袁术（字公路）的断粮自比。
① 沈祖棻云：“‘武陵’，在宋词、元曲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渔父故事；一是
指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故事。”《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3 月版，第 135 页至 136 页。
极少近是者，完全到位的可以说没有。其实这当中含有词人很深的苦衷，取 义极为深婉。“武陵”原指“武陵源”，典出陶潜《桃花源记》，其中说晋
大无中武陵郡渔人入桃花源事。所以“桃花源”又称“武陵源”。“武陵源” 因与“桃花”有关，它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神话传说，即刘义庆《幽明录》所
载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并与之媾和事。仙女住在河之源头的桃 林之中，这片桃林又在今浙东的天台山上，所以刘、阮与仙女相会事又称“天
台之遇”。因为“武陵”和“天台”都和“桃花”有关，而“桃花”在我国 占典诗词中又是代表美女的特定意象。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的寓意，说
白了就是担心赵明诚有“天台”、崔护②之遇，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外遇 或“桃花运”。丈夫的“桃花运”，往往就是妻子的厄运。身为人妻者在这
方面的担心，恐怕庄迄今为止的任何时代都不一定是完全多余的，更何况处 在纳妾被视为天经地义、青楼冶游等于家常便饭的宋代。那时的夫妻关系大
都是非常脆弱的，即使被认为是“夫妇擅朋友之胜”③的赵、李之间，其性爱 关系也存在着有始无终或有名无实的一面，从而给李清照造成了沉重的心理
压力。只着眼于时代政治背景的二期说，自然顾及不到词人的心理状态， 那 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研究工作，也只能是大而化之，或极为肤浅的。
第三，二期说较适合于粗线条的文艺批评的社会学方法， 对于细腻的心 理学等方法，它是相形见继的。眼下新的方法层出不穷，尤其是对于李清照
其人其作的研究，泊来的文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等，与土生土长的“以意 逆志”①、“知人论世”②、“诗无达沽”③等传统方法，几乎是一拍即合。这
种种力量凝聚成的合力，足以突破二期说的原有阵地，代之以三期说。
第四，在二期说被强化的背景下，不够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即使接 触到“文本”.也往往只是对其中所体现的“阶级性”、“人民性”等等特别
关注。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文学的，所以在二期说中极少接 触到诗词学的范畴。而对于《漱玉集》的解读，如果不从捕捉作为重要的诗
词学范畴的意象和意境入手，就绝无可能入其堂奥。李清照作品中意象的出 现和意境的建构，部有跨越时空的漫长发展变化过程。比如“梧桐”这一既
可象征新生向上，又可寓托离愁、悼亡之意的意象，它在《漱玉词》中，不 是从“新桐初引”④一下子跳跃到”‘梧桐落”⑤，而是经过了“梧桐更兼细
雨”①和“梧桐应恨夜来霜”②这样一个长期受到雨打霜冻的过程。二期说抹 杀了这个过程，硬把梧桐细雨《声声慢》作为后期的作品，从而造成了不求
甚解，以至多处误解、曲解了此词的原意。
鉴于二期说存在上述不足，要想使李清照研究深入下去，看来应首先对
② 孟棨《本事诗·情感》：唐崔护独自游春，遇倚桃柯之女。对之有所同意和感念，来年题诗左扉，有“人 面桃花相映红”之句。
③ 赵世杰等编《古今女史》卷一，明崇帧刊”。
①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②⑩⑨④年版。
② 《孟子·万章上》。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华书局②⑩⑧⑥年排印本。
④ 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
⑤ 李清照《忆秦娥》（临高阁）。
① 李清照《声声慢》。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
它加以改造。所以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将传主的生平分成十个阶段。对一本 专著来说，这种较细的分段，便于对传主的身世和思想感情作较深入探讨。
如果从传主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虑，将前、后二期说改为前、中、后三 期说，似以这样划分较为合理——
前期：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也就是从传主出生之年，到徽宗 大观元年（1107 年），开始屏居青州之年为止，共二十四年。
中期：也可以叫做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
（1129 年），传主从二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 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传主从四十六、七岁（丈
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左右传主下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上文所厘订的三期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期说的不足，不失为
李清照研究中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这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有 力的证明。但也应该说明不能认为有了三期说，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它
也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之处：
第一点，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而不是以“靖康之变”作为传主中年时 期的下限，这对于传写心曲的李词的研究极为有利。对于把丈夫作为主要精
神支柱的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直接左右或危及其命运的是“既嫁”所必从 的丈夫和“夫死”应从的儿子①，李清照也不例外。事实正是这样，在“靖康
之变”后，赵明诚健在的近三年的时间内，清照词的题旨，可以说与整个中 年时期毫无二致。所以依三期说将此时的清照词划归中期，十分得当。而赵
明诚一死，其词的题旨旋即大变，由埋怨丈夫的“捷妤之叹”，亟变为对丈 夫充满深情的悼念。其诗的情形则大不一样，“靖康之变”以前的篇目或咏
史，或以诗代言替亲友打抱不平，或变着法儿感叹自己的身世。再说，那时 传主的主要精力也不用在写诗上，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四首，而“靖康之
变”一发生，特别是当她来到金陵古都，其诗兴大发、诗思大变：“顷见易 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
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②。所谓“明诚在建康日”，即指其于建 炎元年（1127 年）八月，至建炎三年二月，知江宁府其间。清照是于建炎二
年正月或二月，由青州抵江宁，其循城寻诗，当在初到江宁的春、冬，或翌 年春，也就是“靖康之变”不久的事情。所得之句为何，这里虽未确指，但
时人却异口同声他说其时清照所作是这样的一些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 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①。此时主战派的
著名将相宗泽已死、李纲被罢，当权的是因循苛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哼哈” 二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上述清照诗的讥讽之意甚明。如依三朗说将这类诗放
在中期，倒不如二期说的将它一刀切在后期。
第二点，如果说在追加惩治元祐党人的高潮过后和“靖康之变”以前， 北宋世事的变化一度出现了类似“死水微澜”之状，这反映在李清照的生活
中，也是几年、十几年无甚变化的话，但在赵明诚病故前后李清照的心态却 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把建炎三年、传主四十六岁作三期说中期的下限，是不
够周密的，因为赵明诚是这年八月十八日逝世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传
① 《仪礼·丧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
① 庄绰《鸣肋编》卷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诗说隽水》。
主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但如果把中期的下限具体到赵明诚的谢世之日，那又 可能被认为过于细琐。但以上两点都不足以抵消三期说之于二期说的优势，
因为对李清照研究来说，一切应该以有利于解开其同中之谜为前提。所以三 期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李清照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先兆。也可以说又找到了
一把开动传主心扉的钥匙。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鉴于李清照诗、词中 反映的内容不一样，采用三期说，在分析她的诗作时，则应略予调整，尽量
吸取二期说在这方面的长处。
（三）精心为传主梳辫子
尽管传主不时为难以言传的的不幸折磨得无心梳妆，或“任宝奁尘满”， 或“日晚倦梳头”，确实需要有人帮她把秀发梳理一下，戴上她心爱的“铺
翠冠儿，捻金雪柳”，从而使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但这里所说的梳辫子仍然 是比喻性的，指的是对她的作品和主要行实加以编年。作品不能正确系年，
会直接影响到对其题旨的理解，更发现不了其中潜藏的深意。以往对《漱玉 词》的不求甚解，或是误解和曲解，大都是因为不了解传主的行实，不能对
其作品进行正确系年造成的。因为李清照从婚后不久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环境 之中，晚年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流寓者，所以她的作品和她家的文物一样，几
乎散佚殆尽，幸免散佚的，也使她的那些咳唾成珠的美文，沦为散乱之珠， 或者成了被深埋的难以发光的夜明珠。前人为了探俪得珠，曾不惜潜入“九
重之渊”，把传主的作品从已被焚毁、劫掠的《永乐大典》的残卷中，或从 其同代人的编著、手泽等各种文献中，一首一首、一篇一篇，或是一字一句
地逐渐哀编成目下略具规模的《漱玉集》或《李清照集》。此集包括近五十 首词（还有十余首存疑之作）、十多首诗（还有十余句失题之作）与文八篇，
共计七、八十首（篇），但能够确切系年的诗、词、文，总共不到十首（篇）， 其绝大部分现存作品被认为无法系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一般来说，在无甚公正可言的封建社会里，不用说是一向受性别歧视的 女子，其作品容易被忽视，就是作品分量相当的两位男性作者，一位是在朝
的，一位是在野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同样没有标明写作时间，那么为前者的 作品系年就比较容易，因为其行实见于正史或其他记载的机会多，而要为在
野的或身居低级官吏的（犹如柳永那样）一些作家的作品系年，则往往要穷 尽多方搜集之力，其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果要为封建时代的女作者的作
品系年，难度则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命中注定只能在野，她们中的绝大 多数还必须深闭家门，而少数离开家门的，那就可能被关闭在宫、观等更加
封闭的大门之中，除了屈指可数的女皇帝、女朝官，其他女作者的作品大都 难见天日，只能留在闺房内私下把玩。及至到了旧礼教被强化到“女子无才
便是德”的地步，那么女作者为其作品署名、标时，不仅是多余的，更可能 因此招致是非和麻烦，没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对写作本身恐怕也不敢问津。
李清照的情况虽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如在婚前其作品曾名动京师，但也仍然 是供人在茶余饭后或议论一番或把玩一下而已，它照旧不能象有些男性作者
的作品那样，随其事功而得以彪炳史册；加之在文学创作非职业化的条件下， 标志写作时间之类的事，一般不会被放在心上，即使有时随手写上何人写于
何时何地的字样，在作品传抄中也极易被忽视， 久而久之便断了线索。还是 以李清照为例，她出嫁不久就受到党争株连，是时接连下达的诏敕，有的竟
以“元祐党人”①及其子弟的诗文为非法之物。在传主被遣归原籍期间所写离 情词，尝随其书信“函致明诚”；即使在党争缓解之时，她悄悄回汴京小住，
也只能下榻在“无限深幽”②的闺房之中，那
里有一道又一道的“重门”①和一重又一重的“重帘”②，阻隔着她与外 界的联系。此时她私下倒是填了不少词，但却不敢外传，也就用不着署名、
标时。在李清照的作品传播过程中， 还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种情 况是因为其作品中含有种种隐衷，即使传播出去，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于
是就出现了对于题旨及写作时地的种种猜测附会③，这类记载愈是煞有介事就 愈能混淆视听，致使以讹传讹近千年之久；另一种情况是李清照其人很有棱
角，其作品很有锋芒，而其矛头所指又往往是那些陈腐的制度和令人窒息的 礼教，以及那种“驵侩之下才”④等等。这就容易使得那些封建卫道者老羞变
怒，一旦惹恼了或触犯了那班小人，就会生出许多“无根之谤”⑤，使传主深 感人言可畏。因此她的那些为自己辨解、或涉及到被时人认为不名誉之事的
文字，便不敢公诸于世，加之对她的物议攻讦、流言蜚语屡见不鲜，其作品 的真伪尚且难辨，更不消说其作于何年何月了！总之在现存《李清照集》中，
存疑作品比例大，难以系年的作品比例大，这是公认的两大难题。如果在这 种基础性的问题上，知难而止，仍然把一个带着种种面纱、朦朦胧胧、似是
而非的李清照推向口味越来越高，甚至是颇为挑剔的当今读书界，恐怕年轻 的和新生代的读者，不会再象老一代的人那样迷醉于她，更何况这里是要把
她作为一个思想家，既要使她在现今社会中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又要使《李 清照评传》这本拙著不辜负下列这一感人肺腑的厚望：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己久的设想终
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
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
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
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
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 荣、幸福的明天！
① “元祐”是北宋哲宗时的年号，从公元 1086 年至 1093 年。哲宗继位之始只有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
任用司马光、苏轼等，废黜王安石新法。高氏卒后，哲宗听政，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贬斥元祐大臣吕
大防、苏轼等数十人，形成官僚派系间互相报复的局面。徽宗继位后，任用蔡京、赵挺之等，对元祐年间
受到重用的大臣的惩处加码。对死者一一迫贬，对生者一贬再贬且罪及子孙亲友。清照之父李格非曾受到 苏轼赏识，遂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单。
② 李清照《满庭芳》词。
① 李清照《小重山》词。
②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
③ 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津逮秘书本）：“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
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对这一记载的附会之处，本书正文中还将有所分析。
④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⑤ 李清照《投内翰綦公崈礼启》。
① 匡亚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见本书卷首。
在反复捧读匡老的这一书序，特别是这段充满深情的话语后，笔者深深 为之感染和鼓舞，一直是在一种极为“感奋”的心情下来进行这项写作的。
所以首先下定决心，在李清照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上，采取知难而进的办法， 不管自己为之付出多少汗水和心血，也要设法解决李清照作品的系年问题。
其具体做法主要是“转益多师”，不拘一格，这里仅举二例：
例一是，选取他山之石以攻玉。女子的事迹既然难见载籍和经传，那么 就从与她有关系，又有地位的“须眉”的行实中寻找线索。传主的翁舅赵挺
之系时相之一，他的事迹多见于正史，对于清照写给他的诗句，即可联系朝 廷的有关事件，加以分析排比，从而作出较合理的系年。又如在中华书局 1981 年 8
月出版的孔凡礼辑《全宋词补辑》的第 26 页上，载有从《诗渊》第 25 册上发现的李清照的一首《新荷叶》。关于此作，除了在原出处署有“宋李
易安”的字样外，无其它任何线索。笔者根据词中有“芝兰为寿”等句，第 一步可确定它为寿词；又根据其中的“鹤瘦松青”、“东山高蹈”等句，第
二步确定这位寿星还是一位隐士，也是一位极受词人尊重的长者；第三步即 排比与清照有关的人士，这就很容易把眼光集中到与其父有深交的晁补之身
上；第四步查考晁朴之的行实。原来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 年），是晁补之 隐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并于是年修葺了松菊堂。此时又大约是赵明诚和李
清照屏居青州的第二个年头。金乡和青州均属于今山东，且二地相距不远。 在没有发现与上述思路相抵悟的材料之前，将这首《新荷叶》，作为传主为
其文学上的忘年交和长者晁补之所作的一首贺寿词，系于大观二年，当是合 理的。至于为什么对此词特别重视，这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作出交代。例二是，
亲身体察，旁征博引。这是对在《漱玉词》中别具一格，又是传主的一首重 要词作的《渔家傲》的系年而言，此词云：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 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所谓“亲身体察”，对解读此词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指象 亲口吃饭那样，对词旨细细品尝体味；其次是对词中所涉及到的虚实难辨的
名物，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实地考察，比如对结拍的“蓬舟吹取三山去” 的“三山”，以往注家都说是指东海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这与词的
表层语义是相符的，似乎无可非议，但对于解决词的系年问题却毫无意义。 而不能正确解决它的系年、不了解传主在写此词时的心态如何，解读就很难
到位。于是就转换视角，从另一角度考虑，遂想到“三山”还是实实在在的 地名，而且在我国至今的版图上仍有四个地方叫做“三山”。一是今山东莱
州有“三山”；二是今南京西南长江东岸有三山；三是京口（今江苏镇江） 又名三山；四是今福建福州别称三山。这四处三山，莱州和京口二地，清照
确实到过。南京的三山，在其远览寻诗的过程中，登上北宋人所建的赏心亭 当可尽收眼底，不必乘舟前往。为了弄清清照到底指的是哪一处“三山”，
笔者曾对这几处“三山”所在地作了考察，从而断定——清照词中“三山” 的表层语义是指东海三神山，而深层语义则是指福州的别称“三山”，下面
我们就通过旁征博引来解答传主为何要到福州的问题。
原来建炎三年（1129 年）闰八月，因金兵南下，高宗自建康逃往浙西。 是时李清照还留在建康为逝世不久的赵明诚料理后事。事毕，传主在走投无
路中，打算“往依”“任敕局删定官”①的胞弟李迒。“敕局”是主管皇帝诏 书的机构，其属吏自然是跟随御驾行动。清照要投奔其弟就得紧追御驾。不
料这位年事正盛的宋高宗却闻敌丧胆，望风而逃，清照几经扑空，终未追及。 紧接着传主耳闻“颁金之语”②，意即赐玉器予金人，也就是有人诬告她家私
通金人的意思。此事非同小可，清照为之惊恐不已。遂倾其家中铜质器物， 欲追赶逃跑中的宋高宗投进，以湔洗被诬之冤。所以高宗在两浙逃亡的路线，
也就是传主追赶流寓的路线。
高宗的行实详见于诸多史书，稽查可知：建炎三年十二月，在高宗逃到 明州（今浙江宁波）时，“提领海船张公裕奏已得千舟，帝甚喜⋯⋯先是监
察御史林之平，自春初遣诣泉、福召募闽、广海舟，为防托之计，故大舟自 闽中至者二百余艘，遂获善济”③。这说明高宗早已作了从海上逃亡的打算。
至于逃往何处，那恐怕是绝密级的事情，清照不一定能很快得知。是时卫士 张宝等托词家有父母妻子，不愿乘海舟护驾且出语不逊，高宗以御笔偷诛张
宝等首者十七人于明州市。同年十二月已丑，高宗在定海上船诏以亲军三千 余人自随，二府④亦登舟奏事，君臣皆以为敌骑虽百万，其在海上却无能为力，
登舟即可免祸。甲午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 兵，泰州、高邮军亦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①。建炎四年正月己未，明
州守者奔散而出，金兵入城。高宗闻明州失守，遂引舟而南，并于“二月乙 亥，御舟至温州江心寺驻跸，更名龙翔。”②在金兵相继攻破明州、定海后，
原来的势头是继续南侵，可巧风雨大作，加之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 张公裕引大舶击散之。金兵退据明州如扬州例，焚其城，且占领七十日。在
这期间，高宗以福建为退路之想已公开化并付诸实施，一连三令五申速将其 祖宗“神御”迁往福州③。“神御”是特指帝王的遗像。同一位宋高宗，他对
父母兄长在北金受尽蹂躏，不啻无动于衷，对祖宗的遗像倒备加关注，其用 心不难体察，上一年，先期去豫章（今江西南昌）的隆祐太后，在洪州失陷
后，亦于此时入闽④。
从赵家的情况看，明诚母郭氏原殡于江宁，后迁葬于泉州⑤，而其次子思 诚则于建炎年间已家于泉州⑥，此外还有“泉州故相赵挺之家”⑦之说。这一
切无一不表明赵家已在泉州安了家，站住了脚跟。如果说赵家“三诚”中， 季子明诚之行实尚有微暇的话，长子存诚、次子思诚则可算作封建社会中难
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②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③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④ 二府：指政府和枢府，亦称东、西二府，即指朝中政、军界要员。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② 《续资治通鉴》卷一○六。
③ 《中兴小纪》建炎四年二月乙亥“诏启运宫神御于福州奉安”，《宋史·高宗本纪》建炎四年二月“乙
亥，奉安祖宗神御于福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亦云四年二月“乙亥⋯奉 安启圣宫祖宗神御于福州”。
④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⑤ 黄公度《知稼翁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⑥ 《福建通志》卷五十二。
⑦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得的好官吏。清照对丈夫的这两位兄长和他们的妹夫等都很信任和倚重。此 时在泉州有职有权的赵思诚当不会对流寓两浙的弟媳置之不理，而嘱其诣泉
州避难是顺理成章的。既如此，传主产生南行的意向，悉在情理之中。另外， 在这首《渔家做》中，还有一个关于南徙的有力的内证，这就是“九万里风
鹏正举”之句的出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传扶摇而上
者九万里”。①鹏是将徙于南冥的，也就是由北海往南海飞，与清照所向往的 去泉州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她在词中运用这一典故非常恰当，如果她向往
的是北方莱州的三山，就不能以南飞之鹏为典，而从青州到莱州三山，绝无 云雾茫茫上接天际的水路可行，其必经之地则是她写《蝶恋花》（泪湿罗衣
脂粉满）时下榻的昌乐驿馆。其由青州至江宁虽系南行，但“三山”不用作 江宁的代称，再说这段水路也远不及由温至泉舶行所给人的水天相连的感
觉，而词之首句的“天接云涛连晓雾”，即很象是温州瓯江孤屿水天云雾实 景的幻化。至今虽仍未发现有关清照到过温州江心寺的记载，但因她一直追
随高宗的逃亡路线，亦当到过江心寺。此词很可能写于被谢灵运形容为“乱 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②的瓯江孤屿。词中“风
休住”，意谓风送行舟，这正是清照于建炎四年正月底或二月初抵温时，北 风劲吹的季节。船借风力由温南行无疑。
据上所述，拟将清照的这首《渔家傲》词作如下的解读和系年：此词虽 题作《记梦》，却不一定完全是梦境的实录，倒像是作者上述那段特殊经历
的艺术再现。后来清照的女弟子韩玉父，曾“自钱塘而之三山”，她是从杭 州到福建去寻找那位与其“有终身偕老之约”、“得官归闽”的“林君子建”
①。可见宋代人对于清照的“三山”之意，是理解为南去福州的。 福州不仅是由温至泉的水行所经之地，而且别称三山。所以词中“蓬舟
吹取三山去”的语言意义虽是指东海三神山，而其言语意义则是指福州。同 样的道理，词中的“帝所”、“天语”，字面上是说作者在梦中听到天帝向
她发问，实际是她殷切企望追及、陛见高宗心理的幻化。因此，不管清照的 行迹是否到达福州或泉州，这首词的写作契机既与福州（三山）有关，更与
“天帝”在人间的代表高宗有关。在这之前一、二年中，清照又确实“循城 远览”，寻得诸如《乌江》、《咏史》和“南渡衣冠少王导”等“惊人”和
“后世皆当为口实”②的诗句。此词中的“学诗谩有惊人句”，当是以上创作 实绩的带有讽喻和牢骚意味的概括。由此看来，这首一向被认为表达理想的
浪漫主义的豪放词作，却有着极为直接而深婉的现实内容。所以将它系于高 宗建炎四年（1130 年）正月或二月，是有史、有事可稽，当可为人所接受的。
作品系年既是作家研究的基础，在这上面多花一些气力是必要的、值得 的。对《渔家傲》一词是这样，对传主其他作品的系年，也大都花费了一番
九牛二虎之力，从而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掌握了作品系年这把钥匙，更便于
打开传主心室的大门，为其隐衷找到现实可信的依据。
①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② 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逮钦立辑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转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涵芬楼排印本。
（四）细审用事用典 用事用典是一回事。对于作品中用典好，还是不用好，在古丈论家的眼
中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看法。刘勰是主张用典的，他所说的“事类”①，比通常 所说的“典故”的范围还要宽泛得多。而钟嵘针对“文章殆同书抄”②的弊病
提出，有关治国巨著可以用典，而对于抒情诗则不应该用典。不知有意无意， 李清照作品在用事用典方面，分别吸取了刘勰和钟峙的精辟见解和合理主
张，从而扬弃了刘、钟之说的片面成分。在她的文章和叙事诗中大量用典， 而在其写景和抒情的短幅诗词中，有的一个典故也找不到。刘勰见解的极为
可取之处是在于“用人若己”③，即引用前人的故事，要象自出其口。这一准 则，李清照在其身世词中运用得尤为出色。她在其《词论》中是主张，甚至
强调使用“故实”的，而她的绝大部分词中的故实，就象是高钠盐溶解人水， 味道很浓，却不见踪影，因而使得迄今为止的《漱玉词》的诸多注家和论者，
大有失职之嫌。一方面是应该注出的典故没有注出，另一方面是即便注了出 来，其训释也没有到位，甚至不少解说是穿凿迂腐的，致使传主的难言之苦
未曾得到应有的同情，更使其许多超前的进步思想和对于社会人生的许多精 辟见解，未曾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以往在解释李清照其人其作时所存在的
似是而非的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在对其用事用典的缺乏甚解上，尤其是 对于《漱玉词》的研究，假如不从细审用事用典上入手，恐怕永远也解不开
其中的“司芬克斯”之谜。
对《漱玉词》的研究，笔者是从对分歧最多、被误解程度最严重的《声 声慢》一词的解读开始的，此词的“文本”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
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惟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
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中有一处重要异文，即“晓来风急”的“晓”字，其所以被多数学者 误解为“晚来风急”的症结，是在于没能发现此句中包含着一个犹如盐溶入
水的典故。这就是“晓来风急”系化用了《诗经·终风》篇的“终风且暴” 之句。与这一发现同时被作为解读此词金钥匙的，还有前文所引“赵君（李）
无嗣”之说。而与“赵君（李）无嗣”具有同一种含义的、《终风》篇所暗 示的卫庄姜的被疏无嗣，不正是清照与庄姜的同病相怜之处吗？又何止是她
们两人，打开那部血泪斑斑的中国妇女史，里面有多少“妇”老姐妹因“无 后”而被作为不可饶恕的罪人！即使她们忍受着难熬的分娩痛苦、任凭生过
多少个女儿，也不管这许多女儿有多么聪明伶俐、长得有多么好看，只要这 个女子生不出一个哪怕是弱智的儿子，那么她同样会被认为是“无后”者、
同样逃脱不了被茶毒和戕杀的厄运！！所以这个“赵君（李）无嗣”毫无疑 问就是中年时期李清照的最大心病。词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词中最隐秘、
包裹最紧的词核。把“赵君（李）无嗣”这样的“儿女事”作为《声声慢》
①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② 钟嵘《诗品·序》，陈延杰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③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
的词核，既符合当时的词材标准，也与传主的同学主张相一致，也当是对“晓 来风急”句的入木三分的解释。此词中最大的难点被攻破了，其它问题就会
迎刃而解。与此同时，笔者还对《凤凰台上忆吹萧》中的“念武陵人远”句， 作了前文所缕述的一番新解。1991 年 5 月，为参加在山东莱州举行的李清照
学术讨论会，笔者又对传主赴莱、居莱诗词的主旨故实寄意等作了新的解释。 此后更曾反复考虑可否用类似于冶金术中的置换法，把本来浑融于《漱玉词》
词境的前人故事给透析出来，从而为今人提供一架观察传主肺腑的透视仪和 显微镜。
既然用细审用事用典的办法解读《漱玉词》，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所 以便对现存近 50 首清照词，一一作了“透析”，又从中发现了不少过去未曾
被注出过的故实。这些将在本书第四章《“压倒须眉”的<漱玉词>》中，联 系具体词境，分别加以训释，以下仅以一、二实例，看看传主在使用故实时，
所表现出的才华和睿智，以及从中所折射出的是一颗被损伤到了何种程度的 心灵。这类实例之一就是传主在受党争株连过程中所写的一首调寄《满庭芳》 词：
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渐好，叉何必、临水
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
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
此词大约写于崇宁四、五年间，是时作者二十三、四岁，在党争有所缓 解时，她回到了汴京。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廷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弟
的禁令还没有完全解除，清照当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悄悄回京探望丈夫，但她 却遭到了冷遇，并敏感到自己已成了宰相府邪中不受欢迎的人，她只好回到
婚前在汴京居住的“小阁”。这虽然仍是当年“理瑶琴”①的闺房，“闲窗”、
“重帘”依旧，但主人公的心情却大不一样了。那时她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 憧憬，在急切的期待中，借“理瑶琴”略寄春情，现在则是在失望中备加伤
感。当年的闺阁，如今仿佛变成了禁闭室，一颗尚未消逝的“春心”被锁进 了“无限深幽”的“小阁”。聊慰寂寞的盘香已经燃尽，阳光也已西沉，整
整一天，或云不管白天夜晚，总是“无人到”。这个“人”，不同于李惺笔 下泛指一切不诣其被软禁“庭院”的“谁”②，而是李清照专用于对赵明诚的
呢称，当与“念武陵人远”、“人何处”①里的“人”同义。所谓“无人到”， 就是词人埋怨赵明诚应该到而不到她身边来。为了简练而确切他说明作者的
这种心情，仅词的上片就用了明暗两个典故。一个是“临水登楼”，一个是
“何逊在扬州”。前者旨在强调主人公虽然心情很不好，但却不同于写《登 楼赋》时的王粲。他在（湖北）当阳“登兹楼以四望”，所产生的是怀才不
遇和思念家国的忧戚，而词中的主人公，也就是生活中李清照的化身，那时 她并没有什么家国之思，在汴京失陷，她由青州到江宁产生了家国之思后所
写的《鹧鸪天》，就直接了当他说自己也有与王粲同样的“怀远”②之情，因
①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
② 李煜《浪淘沙令》上片云：“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① 李清照《点绛唇》（寂寞深闺）。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有句云，“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
为这种情感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问题，而真正难以告人的是藏在“何逊在扬州” 一句背后的情节。词人的睿智和苦衷也恰恰表现在对这一故实的婉转借取
上。以往的注释仅仅为“何逊在扬州”句找到了这样的出处——指出此句基 本上是杜诗原句③。只是到此为止，根本无法说明李清照的心情，也找不到其
“寂寥”的真正原因何在。必须过细地审视此典才能发现，原来词人是借何 逊的《咏早梅》诗，来表达自身的难言之隐。因为何逊诗中有这样几句：“朝
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这类诗句，即使出自 象何逊、杜甫那样著名的男性作者之手，也不外乎“美人香草”之喻，而对
于女词人李清照来说，则具有真实感人的身世之慨，她此时与失宠的陈阿娇 和被弃的卓文君完全是同病相怜的。所以她特别声明其内心况味与因其貌不
扬，加之体弱，不为荆州刘表重用而产生桑粹之念的王粲不同，故云“又何 必临水登楼”。紧接下去的“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诸句，可直
译为：丈夫不肯到身边来，使自己产生寂寞（冷落、孤独）之感，简直就同 何逊在扬州所写的《咏早梅》诗中的被废居长门宫的陈皇后，和被因献赋得
官欲取茂陵女子为妾的司马相如遗弃的卓文君的心情完全一样。词的下片大 意是说，谁都知道，从来都是以梅自况的作者，她也和江梅一样，以皎洁风
雅取胜。由于所处环境优越，便经不起风雨的摧残。尽管如此、尽管江梅也 有因失去白雪的映衬而香消色褪、甚至随风飘落之时，但因其浓香彻骨，即
使将落花扫掉，却仍留有香气和情韵。这正如一对曾经沧海的夫妻，尽管经 历挫折却仍不忘旧情。这一切“难言处”，待到“良宵淡月”时，其“风流”、
“韵胜”，就象江梅（疏影）一样，会得以再现！ 这首词的语调平缓，文字从容柔曼，但其语义深层却含有峥嵘筋骨，简
直就是传主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和《白头吟》！由此可见传主的苦心，亦 可见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多么没有保障、多么可怜！《漱玉词》中有不少
篇目不仅具有类似于《长门赋》和《白头吟》的性质，而且更凄楚感人、更 值得同情。细审传主的用事用典，可大大加深对其人其作的理解，而只有理
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诚然，笔者在对传主的命运有了一个较符 合实际的总体理解后，就较便于发现并挖掘出其所用典故的深义。这一情况
表明，对这位既令人服膺、又令人同情的“扫眉才子”的研究，将进入一个 良性循环的轨道，大大有利于这一评传的写作。
③ 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亿见寄》一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等句。
二、新构想的背后 在对李清照生平的评述和对其作品的解读时，本书分别采取了一条不同 于他人的思路和运用了一套较为独特的方法，拟统称之为“新构想”。对此，
因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说作依据，所以不怕有人对其中的“猜 测”成分说三道四，倒是从另一方面很担心这一“新构想”可能被误解成文
学研究的“福尔摩斯”或“神探亨特”。诚然，拙著中试图运用一些泊来的 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笔者抛弃了土生土长、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传统方
法。相反，对传主内心隐秘的破译和对其某些难度较大作品的解读，首先是 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一）以信史为依托
信史是指诚实可信的历史。在我国能够担当起“信史”这一美名的，主 要是指《春秋》以来的纪事翔实的正史。李清照的事迹见于正史的仅廖廖数
语：“女清照，诗丈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① 这则记载对于研究李清照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因其过于简略，对于
要写成一部有一定规模的思想家评传来说，又远远不敷使用。所以上述借他 山之石以攻玉，或称曲径通幽之法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不管用什么方法、
也不管将踏破多少双铁鞋，笔者对本书的最起码而又最严格的要求是，必须 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托。而且，在这方面，黄盛璋、王学初等许多前辈学者曾
辛勤衷辑，已为我们作出了示范。然或由于各自发现、引用材料的视角不尽 相同，只要我们经过一番努力，当仍能有所创获。所以眼光既不能离开已为
人们所熟知和使用的材料，又要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充分发掘正史及其它与 传主有关而又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史料，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并
取得一些新的成果。
研究柳永的专家，曾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搜寻到有关柳永的重 要史料，从而纠正了关于《望海潮》的系年错误等问题，这亦给笔者以很大
的启发。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的北宋史，而李清照是一位生 活于南北宋之间的人物，不仅如此，李焘此著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较之原书已有残缺，而这残缺的部分，又恰恰是李清照生活中的重要年份， 因而笔者虽在阅读此书时有所收获，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笔者的
注意力转向与李焘是书相续的另一部编年体史学要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此书由南宋李心传所著，专门记载南宋高宗一朝的史实，而李清照晚年的生
活在时间上亦大致与高宗一朝相始终。经过一番披览搜寻，笔者果于其中获 得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同时，笔者十分重视对《宋史》的翻检利用，二者相
互印证，使我们对传主的研究似可更进一步。这里姑举两例。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绍兴四年五月载赵思诚除中 书舍人时，殿中恃御史常同曾言：“思诚，挺之子，挺之首陈继述，实致国
祸，⋯⋯岂可使其子尚当要路。”《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亦载 挺之“拜御史中丞，⋯⋯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偷使建议绍述，于
是挺之排击元拓诸人不遗力。”同书卷三百二十九《邓洵武传》所附《邓洵
① 脱脱等《宋吏·丰格非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武传》，亦言挺之为当时“助绍述者”中的重要人物。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和 可凭信的。
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载，崇宁二年九月曾“诏宗室不得与 元佑好党子孙为婚姻”。①
对于第一条材料，需要说明的是“首陈继述”的“继述”二字，它不是 修辞和训诂意义上的“继承”，而是特指继承宋神宗所实行的新法：“哲宗
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 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②。熙宁、元丰是神宗年号，元
祐是哲宗年号。神宗时重用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法。但这位既受史家称道又同 时被针砭的神宗皇帝③，却在三十八岁的盛年谢世，其第六子哲宗嗣位后，年
号元祐。这位“临朝庄严，左右仆御，莫敢窥其喜温”①的小皇帝，毕竟只有 十岁，实际是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一味重用苏轼等老臣，所以尽废新法。
元佑八年高氏卒②，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任章惇为尚书左仆射，以绍述 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尽复高氏主政时所废新法。哲宗卒，向大后听政，罢
斥章惇，新政又废。到了徽宗崇宁元年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七月李格非 被列入元祐党籍。原来崇宁元年“首陈继述”的不是别人，而是时相曾布和
传主的翁舅赵挺之。至于对“首陈继述”之事和对赵挺之、曾布如何全面评 价，那主要是历史学科的课题，与李清照有关系的是由此二人所建议的“绍
述”，实际上成了“排击元祐诸人”并株连其子弟的祸根。所以这不是一条 一般的史料，它说明正是李清照的翁舅赵挺之参与将她的父亲李格非推向了
更深一层的廷争陷阱。如果赵挺之是一位器识大度的政治家或是一位通情达 理的长者，此事不一定株连到自己的儿媳。偏偏赵挺之是一个度量狭小，甚
至是一个眶毗必报的人。陈师道《与鲁直书》曾讲到这样一件事：“正夫有 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
几如小邢矣。”③一个把政治恩怨竟然带到学术领域的赵挺之、一个对其季子 都不稍加宽容的赵挺之，一个把对政敌苏轼的怨恨迁怒于其“亲家”的赵挺
之，又怎能设想他不把为其恼恨的李格非感戴苏轼之事嫁祸于儿媳李清照 呢？苏轼、黄庭坚均为当时的书法大家，赵明诚作为一个广采博收的金石书
画酷爱者，其“录藏”“苏、黄文诗”是极为有眼力有意义的大好事。这样
① 赵挺之倡为绍述事与徽宗崇宁二年诏书，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八十八亦有明确记载，可参。
② 《宋史·章惇传》。
③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谓“帝天性孝友，其人事两宫，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亲爱二弟，无纤毫之
间，终帝之世，乃出居外第。总揽万几，小大必亲。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为言者，帝曰，
‘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恶逸，诚欲以此勤报之耳。’谦冲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时承平日久，事多舒缓，
帝历精图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乓，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王安石遂以富强之谋
进，而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诸法，一时并兴，天下骚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
方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祖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驯至靖康之祸。”陈按，对史家此说仅 供参考，绝不能一言当否，百世从之。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② 《续资治通鉴》卷人十三对高氏的评价是：“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
清明，华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栽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 中尧、舜”。陈按：对此评价，亦应斟酌去取，不宜悉加从之。
③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的事赵挺之都要加以干涉并为此对其季子翻了脸，又怎能保证他不为自己“进 居政府”之事，而对儿媳提出一些不近情理的“政治要求”呢？生活在这样
一位翁舅主宰的家庭里，作为一个出嫁不久的“新妇”，传主处境之艰难是 可想而知的。当然廷争时松时紧，人事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赵挺之对李格非
虽没有尽到搭救之力，李清照曾为此很伤心，但作为“亲家”，他对李格非 也不至于一味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后来李清照在《后序》中提到他时，字
里行间颇含礼敬之意。上述一切当是传主作品的政治、心理背景。了解了这 种背景，不单是那种曾把情调悲苦的《漱玉词》说成是作者“贵妇人阴暗心
理的反映”的论调不攻自破，就是曾为不少人所接受的什么“明诚负笈远游”、
“伉俪小别”云云，也不再会被普遍认可，从而为李清照研究开辟出一条新 的路径，这也是所谓新构想的旨归所在。
第二条材料对元祐党人子弟虽然很苛刻，但它能否直接威胁到李清照， 还要看执行过程中的宽严程度。其中的关键是赵挺之家算不算“宗室”。唐
宋以来，“宗室”一般是指皇族。赵挺之虽然与皇家同姓，但他并非皇家亲 族而曾被认为“赵、李族寒”①。但是，在唐以前的典籍中，士大夫的支属有
的也称“宗室”①。根据赵挺之的为人说他有脐身于“宗室”之意，当非妄测。 至于赵挺之为什么要这样歹毒地对待李清照，原因很明显，就是在前不久，
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搭救其父李格非。而李格非，不仅受知于苏轼，是苏门 后四学士之一②，他还执意不肯落井下石地编派元祐党人的罪过，违背执政者
的旨意从而被外放③。在绍圣年间，赵挺之尚未执政时，李格非还是被执政者 拉拢的对象，而到了赵挺之大权在握时，由他参与制造的“扩大化”，从而
把李格非罗织在元祐奸党的名单之内，直至于端礼门立党人碑，以示永世不 得翻案。
在上述壬午诏颁布约半年后，崇宁三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 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闭下”。④这样一来，
赵明诚和李清照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偌大的汴京， 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
她的娘家人。传主的颇为激愤的上赵挺之的诗句——“炙手可热心可寒”， 以及《漱玉词》中那些表达伉俪睽违而又悲苦莫诉的离情词，就是产生于这
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而绝不是什么觅锦帕书赠“负笈远游”的赵明诚。结 婚之初，赵明诚还是汴京的太学生，殊无“负笈远游”之事。不久，他就凭
借荫封的特权当了鸿胪少卿。此系中央清要之职，更无须阔别京城的丞相府 邪出而游宦。以上引述旨在说明本书关于李清照研究的新构想，均有可靠的
史料依据。当然，笔者在有关信史中所找到的依据远不止这些，其余将在以 后的章节中，联系传主的行实陆续加以征引。
（二）以内证为根据
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晋书·张昌传》、《北齐书·邢邵传》、《周书·裴侠传》等。
②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
③ 《宋史·李格非传》，“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格非）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
④ 《续资治通鉴》卷八八。
这里的“内证”是指从传主的作品中，找到的关于其身世的证明。前述 细审用事用典，是寻找内证的方法之一，笔者借此找到了清照被疏无嗣的旁
证。但是与传主身世和其词作基调休戚相关的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就是 赵明诚是否确有纳妾之事。按照宋代的婚俗，纳妾是必然的，也有学者曾经
注意到这一点①。可惜的是没有深究、没有说明此事的轻重和所以然，因此容 易给人造成误解，从而认为赵明诚的是否纳妾是无足轻重的事，有的人甚至
认为这是一件庸俗无聊的事。问题恰恰相反，一旦赵明诚有蓄妾之举，赵、 李之间的所谓美满婚姻就不复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性爱是最个人
的，它必须以专一为前提，失去专一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加之李清照不 但是一个学养深厚的知识女性，更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既执着又敏感精神
品位极高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不但不会甘心于丈夫在享有三妻六妾特权的 情况下，对其作为一个人的本能要求的不可避免的挫伤，就是对她略有那种
心猿意马般的敷衍、愚弄，或单纯生理性地给予，也是难以容忍的，也必然 给她带来难以言传的痛苦。这当是传主作品基调悲苦无拟的最深层次上的原
因。以往在李清照的研究中没有着眼于此，所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无法解 释的矛盾，即一方面把赵、李之间的感情说得美好无比，一方面又不能不承
认传主的作品（尤其是词）的基调不胜悲苦。所以即使从形式逻辑中的同一 律上看问题，赵明诚的纳妾也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李清照毕
竟是生活在不能不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制约的时代，对一夫多妻这种极不 合理的封建制度，她也只能在不违背“夫道尊严”的情况下，采取怨而不怒
的形式加以披露。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这样一 段话再三琢磨过：“八月十八日，（赵明诚）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殊无分香卖履之意”，从而认定，这个“分香卖履”典故的出现，就是赵明 诚曾经有过蓄妾之事的“内证”。
“分香卖履”，语出《陆机集·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云：“余 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域
外馈赠的名贵香料，可以作为遗产分给众妾；至于宫女，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就叫她们去学做鞋子卖钱养活自己。后来，此典除了被作为曹操生活简朴的
美誉外，还专指人在临终时对其妻妾的恋念之辞。本来这一典故，在我们日 常使用的，不管是旧版，还是新版的工具书中都不难查找，那么，为什么八、
九百年来没有人特意关注传主引用这一典故的用意所在，也就没有解开赵明 诚曾有过的“武陵”、“章台”之行和蓄妾之举的谜底呢？原因主要有以下 两点：
首先，《金石录》是一部专门性很强的著作，作为它的序言，《后序》 虽见于《容斋四笔》卷五、《诗女史》卷十一、《彤管遗编》续集卷十七、
《古文品外录》卷二十三、《古今女史》卷三、诗词杂俎本《漱玉词》等， 但都只有撮述大概，没有上引“殊无分香卖履”云云，人们对此便无从索解，
何况这些书中的大部分，也不是一般人有兴趣，或有能力卒读的。
其次，传主向以词名著称，接触或熟读其诗文的人较少，七十年代未版 行于世的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虽然不但收录了《后序》，还在此书的 第 186
页上，注了“分香卖履”的出处，但却未作任何解释，人们仍难以确
① 王汝弼《论李清照》，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4 年 5 月版，第
115 页。
知此典与清照身世的内在联系。后出的其他版本中，有的对此典虽作了少许 解释，但也只是点出这是关于私事的遗嘱而已，远未揭出谜底。
现在看来，《金石录后序》中的“殊无分香卖履之意”，绝不仅是指赵 明诚没有留下遗嘱，而是说他既没有象当年的曹操那样，对其妻妾留下遗嘱，
也包含着因“赵君无嗣”，无须留遗言于儿辈。这样一来，以“分香卖履” 代指赵明诚的遗嘱才是恰当的。如果赵明诚压根没有蓄妾之事，那么这里借
用曹操对其妻妾的遗嘱，就很不得体。学识渊博而又极擅用事的李清照，在 涉及自身内讳的事情上，绝不至于有不伦不类或顾此失彼之嫌。正因为清照
熟知曹操这一遗嘱的具体内涵，借以点明赵明诚遗有妻妾恰到好处。这也就 是前文所指出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李清照对此类事情只能采取怨而不怒，
或不怨不怒，甘愿“从夫”态度的一种注脚。
正因为赵明诚曾有蓄妾之事，到了六朝金粉的建康，他又经不住新的诱 惑，而涉足“章台”之路，所以李清照才用心良苦地对赵明诚这一身分、行
径类似于“玉勒雕鞍”①者，加以劝谕。她之所以“酷爱”欧阳修“庭院深深” 之句，并将其隐括成《临江仙》（庭院深深），其旨正在于此。看来，轻而
易举地获得了高官厚禄的赵明诚，并未接受妻子的劝谕，而在私生活上热衷 于寻花问柳，不仅妨碍了其对金石书画的正当爱好②，在江宁府事这一抗金前
线的重要岗位上，亦疏于职守，所以就任不久就被停职调换，不等离开知府 官邸，又犯下了“缒城宵遁”③的失职之咎。这不仅给他自己的历史上留下了
不够体面的一页，更可能给传主高洁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正因为 在李清照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危苦之事，所以其作品不仅在艺术性方面很值
得借鉴，其思想内容更经得起回味和推敲。对这样的作家作品绝不能再象以 往那样，用那种庸俗化了的查阶级定成分的办法简单从事，而必须深入到其
内心深处，揭示出其种种难以告人的隐秘。
综上所述，对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传》）的撰写，笔者将在 反复体味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之启迪意味的同时，用一把钥匙开
一把锁，并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将传主的一生经历及其 好思想、好品格、好手笔，联系笔者的某些切实感受，化作一部雅俗共赏之
书，聊当瓣香之荐，一则告慰英灵，一则奉呈知音。
① 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
②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桑世昌《兰亭考》卷三载吴说跋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吴说的这
一跋语曾提到，此图系江南李后主故物。周谷以之与同郡人谢克家之子、赵明诚的表兄弟谢伋。伋及携至 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不还。
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详情已见前文。
第二章饱尝人间甘苦的一生
李清照是身履两宋的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人，自号易安居士，有时 亦署作“易安室”。“易安”二字系取义于陶潜《归去来兮辞》的“审容膝
之易安”，意谓住处简陋而心情安适。在传主二十四、五岁屏居青州时，始 用此号。
对于传主的生年和卒年，笔者尝用尽“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力，仍未曾 找见直接现成的记载。对其生年的厘定，唯一的线索是她五十一岁①时写的《金
石录后序》。其中云：“余建中辛已，始归赵氏”，又云，“（是时）余自 少陆机作赋之二年”②，意谓她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嫁给
赵明诚的，那年她恰好十八岁。由此上溯十八载，那么，我们的传主清照， 当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①。
关于李清照的卒年，黄盛璋和王学初先后作过较翔实考证。虽然在审视 具体材料时，二说偶有异议，但主要见解是一致的，均将她的卒年推定为宋
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之前，谓其享年七十三岁②，兹从是说。
① 《金石录后序》之作年，亦经多方考核，方得确知，详见后文。
② 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
① 关于李清照生于何年，异说纷坛。其中《李清照集》第 169 页，黄盛璋说可从。
② 见《李清照巢》第 161—163 页、《李清照集校注》第 267—269 页。
一、生于明水而非历城
《宋史·李格非传》和《东都事略》等，均称清照之父李格非为“济南 人”。此说就其郡望而言是对的。因在唐朝时，济南是齐州的州治，至北宋
未年，济南升为府，统辖今山东历城、章丘等五、六个县市。后人把原籍章 丘的李格非，统称为“济南人”是可以的，而那种把李清照的故居说成在历
城柳絮泉云云，则系似是而非，此说大致是这样形成的——
清人田雯《古欢堂集》中，有一首题为《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清 俞正显承其说而云李清照“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③，《山东通志》卷三
十四亦称“李清照故宅在柳絮泉”。1956 年，在济南趵突泉东北侧修建了“李 清照纪念堂”，郭沫若遂题词云“大明湖畔，的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
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这样一来，李清照似乎成了铁定 的“济南历城人”，然而其中却不无疑窦。王学初曾针对上述田雯、俞正燮
和《山东通志》之说，质疑云“按清照幼时，当从父母居，其故宅应云‘李 格非故宅’，不得云‘李清照故宅’。嫁后从赵氏，未居济南。至晚年则济
南已为金统治，清照欲归不得。济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山东通志》所云， 殆亦本清田雯《古欢堂集》，或出后人附会，未必即为实录。元于钦《齐乘》、
明《崇祯历城县志》、清《康熙济南府志》，俱无清照故宅在柳絮泉之说。”
①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有人对李格非父女的里籍问题有所质疑，并径称 其为“章城”人，还提到了未被人注意的“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这样一
个极为重要的线索：
⋯⋯董生曰：余按《一统志》云格非济南人。
《山东通志》云莱芜人。最后，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 王处士家才三四里许⋯⋯。②
⋯⋯章诚当山水盘踞之乡，负齐鲁文学之誉。于中，勋迹行谊翘楚一时者，别有人物传。而其
间一察，自好先觉特秀，衷然名能文章者，亦代各有作。若安成领必间之前茅，文叔步子瞻之后尘，
清照掞闺阁之秦、黄，敬筒称文章之朱、李，名篇大章，光映后先。③
或许是受到上述记载的启发，济南博物馆的学者于中航，在其《廉先生 序碑与李清照里籍问题》①、《廉先生序石刻考释》②等文章中，报道和考释
了这样一件事：近年来，济南市博物馆对李清照生平行踪作了考察，在章丘 县明水镇西三华里的廉坡村，发现了《廉先生序》碑石，此石上刻有李格非
为已故里人廉先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末尾署“元丰八年九月十二日绣 江李格非文叔序”。传主的堂兄李遇跋语云：“遇忆昔童时，从先伯父、先
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人静，得先生云居。”从而证实， 作为李格非之女的李清照其原籍是在别称绣江的今山东章丘市明水镇，而不
在今济南市的“大明湖畔，的突泉边”。
③ 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癸已类稿》卷十五，商务印书馆版。
① 《李清照集校注》第 2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
③ 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
① 《光明日报》1981 年 6 月 15 日。
② 《文物》1984 年第 5 期。
这里对李清照原籍的论定，并非枉费笔墨，其对正确解读传主作品中的 若干自然意象和所涉及到的有关风物，是不可或缺的。
二、父廉母贤家教端
在封建礼教日益强化的北宋社会，男子的成长，除了家庭影响，学馆、 职业、社会和社交圈子往往起很大作用。女子却不同，她们除了吸吮母乳，
其精神营养，主要是来自家教和书籍。一般说来，女儿最初的德言音容，受 其母的影响往往更大更直接。李清照的情况虽然不尽如此，这里还是先从她 的母亲谈起。
（一）出身相门的母亲王氏
《宋史·李格非传》云：“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而宋庄绰则 云“岐国公王硅，元丰中为宰相。父准、祖赘、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又
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阎丘吁、郑居中、许光 疑、张焘、高旦、邓询仁皆登科。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曾孙婿秦桧、
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①那么，李清照的母亲到底是如《宋史》所云是王拱 辰的孙女，还是如庄绰所云是王准的孙女呢？对此，王学初认为：“庄绰与
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疑庄绰所言为是。”② 今从庄绰、王学初说，清照母即是现任宰相之父王准的孙女，至于她是“汉
国公准子四房”中的哪一房的女儿，曾屡检有关史书，未见明载。看来她作 为时相女儿的可能性较小、作为时相侄女的可能性较大。自然她还是秦桧夫
人的姑母，那是以后发生在南宋的事了。秦王氏虽伴随其夫长跪在岳飞父子 的坟前，但此事不应对李王氏有所株连和玷污。至于李清照虽与两任宰相的
秦桧是表姐弟，但一个是流芳百世的忠荩爱国者，另一个则是遗臭万年的奸 臣。二者泾渭分明，绝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王氏对清照的影响，除了她作为相门之后下嫁到“位下”（清照语） 的李家而又能自甘清贫的贤良可贵之外，更重要的是由她所承传的文学基
因，对强化女儿文学才华的意义。王氏祖父的儿子时相王珪及其兄王琪分别 有诗词传世，其中王珪还写出了“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①的很
出色的诗句，可见史称王氏“亦善文”（或作“善属文”）是有其家学渊源 的，也是可信的，其对清照的影响亦不言而喻。
（二）父亲李格非其人其事
在关于宋朝的典籍和著作中，虽然对李格非有所记述，但几乎全是只言 片语。因此仅三百来字的《宋史·李格非传》，对研究李清照来说，询为珍
贵史料，因其中对传主亦有所涉及，兹全文征引如下：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
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调冀州司户参军，试学官，为郓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
① 庄绰《鸡肋编》卷中。
② 《李清照集校注》第 210 页。
① 王珪《闻种愕米脂川大捷》诗的前三联是：“神兵十万忽乘秋，西碛妖氛一夕收。匹马不嘶榆塞外，长
城自起玉关头。君王别绘凌烟阉，将帅今轻定远侯。”整首亦不失为好诗。
谢不可。入补大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拭。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
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
通判广信军。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欧俗信惑。格非遇之涂，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
其好，杖而出诸境。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卒，年六十
一。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
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
晋人之上，其诚著也。”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 自号易安居士。
虽然上述引文的个别地方，尚有待于厘正和补苴，但它以极为生动传神 的笔触刻画了李格非博学多才、廉洁奉公、疾恶如仇，甚至敢于反潮流和奉
行唯物思想的俊迈出众、难能可贵的形象了。父母的品行之于子女，在一定 意义上，可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说李王氏对女儿的影响，尚偏重于胎
教、先天遗传等已无法具体捉摸的因素，那么李格非对女儿的言传身教，则 是有迹可寻的。尽管李清照之于乃父，在许多方面有青蓝之胜，但最初她是
从继承父业起步的。对此，清人陈景云已有所觉察：“（李易安）其文淋漓 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那。”①李格非的话，
字面上是推崇东汉蔡巨的女儿蔡琰，实际上是称道自己女儿的才学与蔡琰相 颌顽，不难设想，这位父亲对女儿抱有多么高的期望值，又具有何等的慧眼！
李清照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大家，固有其种种内因，这将在 下文具体评述，但奠定其成就基础的，当首推既是父亲又是伯乐的李格非。
如果他不允许女儿进书房，而把她关进摆设着清一色的针凿女红之具的闺 房；或者他和妻子也象朱淑真的父母那样，把女儿笔涉男女情事的作品付之
以炬，那么压根就不会有李清照，也不会有比《断肠集》档次高得多的《漱 玉集》！人们尝说时势造英雄，但在中国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和特定政治
环境中，“时势”所造就的往往只是阳刚型的男性英雄。中国妇女的千不幸 万不幸，最不幸的莫过于被封闭、被小看。在这两方面李格非是何等的开明，
又是何等超前！
历代论者往往不着边际、甚至侈谈青少年时代的李清照生活如何优裕、 婚姻如何美满，仿佛她的前半生享尽了安富尊荣。实际这是在很大程度上对
她的误解、乃至曲解。李清照根本不象贾宝玉那样生在钟鸣鼎食之家，长在 温柔富贵之乡。相反，在她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家境相当清贫，以致“郡
守”对其父的清苦动了恻隐之心，想让他兼任其它职务，以增加俸禄，而他 竟能以“不可”加以“谢”辞！用现在的话说，李格非是认为“政府公务人
员”不应该“搞第二职业”，而应该敬业、尽职，全心全意地搞好本职工作。 事实上，我们的传主从其“位下名高”①的父祖辈上，所继承的正是这类极不
寻常的精神财富。
作为思想家，李清照的思想品格多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换言之，她 具备了自己特有的思想库，这就是李格非和他的见解新颖深逢的大量著作。
据韩淲《涧泉日记》卷上载，李格非尝著有《济北集》；刘克庄《后村先生 大全集》等谓有《李格非集》五十四卷；《宋史·艺文志》谓有《礼记精义》
① 钱谦益《绛云楼书目》卷四《金石类》注，粤雅堂丛书本。
① 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
十六卷、《永洛城记》一卷、《史传辨志》五卷等。这些著作虽在南宋后期 已很少见，今天早已失传，但在李清照的青少年时代应当都是她的案头常置
之书，其中虽或可有异名同书者，但数量亦颇可观。为了追溯传主的思想渊 薮，本评传将在以后的章节中，酌情联系李格非的传世著作，如《洛阳名园
记》、《廉先生序》，以及散见于《墨庄漫录》、《冷斋夜话》、《宋稗类 钞》、《宋诗纪事》的诗文、杂记等加以评述。当然这是仅就传主的家学渊
源而言，作为名副其实的思想家，李清照不仅没有被家学所局限，在许多方 面她还大大地超越和发展了家学，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博闻强记者。如果不大
量阅读前人的诗词，她怎么能那么聪颖灵秀①，从而写出那么多几乎是前无古 人的佳作；如果她怠于千百次地去叩敲历史老人的大门，她怎么会那么深刻
清醒，不论是历史上的秦皇汉武，还是现实中的欧王苏秦②，又怎么会那么大 胆而中肯的评说甚至指摘呢；如果她不是熟读经史百家，在她的作品中，哪
会有那么多比喻故实；如果她不深谙伦理道德之学并以之律己，怎么会得到
“端庄其品”的称誉？如果她不曾疾恶如仇，又怎么会招致那么多的物议和 攻讦⋯⋯所有这一切不仅玉成了传主才学的横溢，更促成了其思想行事的不
同凡响。为这样的人物写作评传询非易举，因为在评述其生平的同时，往往 要涉及许多意外的人物和事件，比如）——
元丰八年（1085 年），只有一周岁的传主，对其本人之行实，自然无从 说起，但这一年朝廷中有两件事，对其父母可能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一是
三月戊戌，神宗逝世；一是五月庚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恃郎岐国公王硅谢 世。即使前者对王、李两家不一定有很直接的影响，而王珪的逝世及朝臣对
他的非议，倒很有可能使李格非引以为戒。王珪至少是李格非岳父的亲兄弟， 而王在执政期间，不但得罪过司马光，还被认为“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
无所建明，时号‘三旨宰相’，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 圣旨’，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故也。”①看来李格非的为人处世与王
硅大相径庭，而李清照的秉性则酷似乃父。当然李格非本人的仕途升沉，对 那怕是坐胎和褪褓中的李清照，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父亲官秩的升降，家
属的俸恤会随之变化，其所受胎教和落地后的生存环境乃至社会地位，也会 相应的有所变更。传主两岁左右时，其父得以转迁，由郓城教授晋升为大学
录。前者系州县小官，只掌学校课试等事；后者则为国子监所属学官，掌管 执行学规，纠举并处罚犯规学生，同时协助教学。宋代官制每三年为一任，
到期非转官即调任。看来三年后李格非又一次得以升迁，即由“学录”升为
“学正”，这除了上引《宋史》本传可以印证外，尚有“文叔在元枯官大学”
②的记载。这里的“元枯”以哲宗元祐三至四年的可能性较大，这样一则符合 三年为一任之制，二则晁补之《有竹堂记》尝云：
⋯⋯济南季文叔为人学正，得屋子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
其堂日‘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犊，为文 章数十篇⋯⋯。
① 培根尝云“读诗使人灵秀”。
② 指李清照《词话》等对前辈著名人物的评说。
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②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此文见于《鸡肋集》卷三○，落款为“元祐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颖川晁补 之无咎记”，由这一落款可以进一步推定，李格非任“学正”当稍前于此，
即约在传主五到六岁之间。“学正”系国子监所属学官，佐助教学，并负训 导之责，地位在博士、助教之下，学录之上。父亲在京任学官，又租赁了房
子，按说李清照已有条件由原籍晋京，但她此时并未在京定居，甚至尚未到 过京城，仍随其母留居原籍。这从两方面可以得到印证：一是常在士大夫面
前称赞她的晁补之，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清照姐弟；二是原籍明水附近清 楚地留有传主十五岁时在那里活动的足迹，这一点将在下文联系作品具体评 述。
因为眷属不在京城，李格非更可以专心供职著述，其时文名渐显，“与 廖正一明略、李禧膺仲、董荣武子号后四学士”①。这说明李格非继“苏门四
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来之后，亦曾受到作为翰林学士的苏拭 的赏识和荐拔。在苏轼极为得志的元祐年间，李格非的仕途可以说无所挂碍，
一路晋升。继元枯四年初升为“学正”后，旋迁国子博士。虽然在元枯六年 七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中所录格非诗属应景之作，但由此可见其身价
已与宰执侍臣同列。从元祐六年到八年，李格非一直在太学官博士：“（文 叔）元祐未为博士”，其诗文被誉为“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
①可惜的是今天所见到的格非的诗文太少，已无法与晁补之和秦观的作品比高 低。
绍圣元年（公元 1094 年），传主十一岁时，对于其父的一件不平常的举 措，当已留有记忆。是年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六月，章谆策划编类元枯诸
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章的本意当在拉笼李，但李却不就。由于违 背了长官意志，李格非遂被外放为广信（今江西上饶一带）军通判。“检讨”
系翰林院掌修国史之官，位次编修，而“通判”则位次于州府长官，含共同 处理政务之意。那么，李格非为什么由担任京城的清要之职，被遣为州府副
官呢？原来编类元祐诸臣章疏，无异于辑录元枯臣辅的“黑材料”，当时被 重用的苏拭等人将会因此受到更加严酷的清算和报复，因为当年苏拭等在皇
帝和朝臣面前，说过章谆等变法人物的不少“坏话”。李格非不忘苏拭的赏 识之恩，宁可自己远离京城，也不肯“助章为虐”。当然，对于章惇和苏拭
两位敌对的历史人物如何全面公正地加以评价，那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李 格非所格守的道德准则，以当时的价值尺度衡量，不失为一种义举，也当是
其对子女进行言传身教的好教材。此事对于聪颖早慧的清照来说，无疑会留 下极为崇高美好的印象。日后她之所以能够上诗翁舅时相赵挺之以营救其 父，绝非偶然。
在广信军任上，李格非还有一件不同凡响的事迹，亦即前引《宋史》本 传所云，有道士替人占卜祸福，偶有应验之时，于是身价百倍，出必乘车，
村俗之人（甿）竟为其迷惑。
有一次格非路遇此道人，怒令随从将车中道士捉来，揭穿了其好计，用 棍棒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后，将其驱逐出广信府境。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
的事，它对于小清照坚持正义、疾恶如仇性格的养成，其意义不可低估，有
①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其父乃有其女。
绍圣二年（1095 年），清照十二岁时，“（文叔）始为礼部郎”①。作 为拿管礼仪、祭享、贡举等要务的中央官吏，此时他并未留居汴京做官为宦，
而是在陪都撰写《洛阳名园记》。此书记载了洛阳各大名园十八所、市集一 处。不仅述有历史变迁、景物形胜、亭树布置、花木种类等内容，对园主风
神亦有所涉及，如《洛阳名园记·东园》条云：“今潞公官太师（仅表恩宠 之官），年九十，必时杖履游之。”②如此着笔，致使园林变得更诱人。李清
照对于各种花木的体性极为谙练，当与熟读其父此著有关。
行文至此，传主不仅渐诸世事，其人其文亦渐显“皎若太阳升朝霞”、
“的若芙蓉出绿波”之姿，并已渐具独立名世的资格。此后她与其父在本传 的地位将发生变化——乃父由前台退到后台，而传主将正式登台亮相。
①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三。
②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全文具载于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二十五，今据中华书局 1983 年校点
本引。“今潞公官太师”或作“今潞公富太师”，“富”当系“官”字之讹，以形近而误。
三、从少女到少妇 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基本上是在原籍度过的。那里还留有她十五岁时乘过 的一条小船（参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此后不久，大约元符元年末或二年初，
也就是在她十六岁前后，带着对故乡的眷恋，更伴随着对京都的憧憬，与其 父母胞弟李迒一同，赶在上元节的前夕来到汴京，度过了她生平中记忆最深
的一个二五佳节。从这一年的初春起，对于二八年华的李清照，可以说良辰、 美景、赏心、乐事四者兼并。首先是在词坛上崭露头角，成了名动京师的“词 女”。
（一）待字汴京，词名轰动
李格非把女儿从原籍接到京城的主要目的，当是为了她的婚事，而此时 李清照本人则几乎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她把“理琴”、“斗草”等闺情闺
事，也作为素材摄人其词，诸如“倚楼无语理瑶琴”、“海燕未来人斗草” 等。与此同时，她把一株江梅亲自栽到了自己居室的窗外①。在十六岁的花季，
她又写了一首名震朝野的词——《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此词在当时受到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有兴趣的读者可检阅一下《李
清照集校注》此词后所附的《参考资料》。鉴于对此词“当时文士莫不击节 称赏”②，自然大学生赵明诚及其父赵挺之也不例外。这时赵明诚托词说自己
做了一个梦，其父为其圆之，谓明诚将做“词女之夫”③。看来当时烈火烹金
之盛的赵家，是仰慕传主的词名而与李家联姻的。 李清照在词名昭著后，又在十六岁这年开始了写诗生涯④，一年后就写出
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悟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
① 李清照《满庭芳》词中有“手种江梅渐好”之句。
① 吴小如先生对此词有独到理解，其《诗词札丛》（北京出版社 1988 年 9 月版）第 258—259 页，认为词
中的“卷帘人”是指作者的大夫赵明诚，吴著云：“原来此词乃作者以清新淡雅之笔写秾丽艳冶之情，词
中所写悉为闺房昵语，所谓有甚于画眉者是也，所以绝对不许第三人介人。头两句固是写实，却隐兼比兴。
金圣叹批《水浒》，每提醒读者切不可被著书人瞒过：吾意读者读易安居士此词。亦切勿被她瞒过才好。
及至第二天清晨，这位少妇还倦卧未起，便开口问正在卷帘的丈夫，外面的春光怎么样了？答语是海掌依
旧盛开，并未被风雨摧损。这里表面上是用韩偓《懒起》诗末四句：‘昨夜三更雨，今朝（一作‘临明’）
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的语意，实则惜花之意正是怜人之心。丈夫对妻子说‘海棠依旧’者，
正隐喻妻子容颜依然娇好，是温存体贴之辞。但妻子却说，不见得吧，她该是‘绿肥红瘦’，叶茂花残，
只怕青春即将消逝了。这比起杜牧的‘绿叶成阴子满枝’来，雅俗之间判若霄壤，故知易安居士为不可及
也。‘知否’叠句，正写少妇自家心事不力丈大所知。可见后半虽亦写实，仍旧隐兼比兴。如果是一位阔
小姐或少奶奶同丫鬟对话，那真未免大子风景，索然寡味了。”对这一说法，笔者尚不能完全接受，而认 为此词写于清照少女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② 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五十四，明万历刊本。
③ 《琅嬛记》所引《外传》。
④ 李清照四十五岁时写的《分得知字》侍中有句云：“学诗三十年”。
（二）合卺初嫁，旋遭不幸
上文提到李清照十八岁出嫁。这里从她十七岁，也就是元符三年（1100 年）谈起。是年正月哲宗去世后，徽宗继位之初，皇太后向氏权同听政。苏
拭、秦观等相继被召归朝。“以新除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自是忠 直敢言知名之士，稍见收用，时号小元祐”①。无疑时局对李格非很有利，这
时韩忠彦又象元枯年间的苏拭那样荐举李格非。对此传主曾说：“有易安室 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②。这里的“韩公”指韩肖胄的曾祖韩琉和祖父韩忠
彦，他们相继引荐过清照的祖父和父亲。此时还值得李、王两家庆幸的是， 元符元年被迫贬并曾株连到其诸子的王硅，于是年五月与文彦博、司马光等
三十三人，被追复原官。李格非除礼部员外郎亦当在此时。但是李清照并没 有为此而沉洒或懈怠，她把大好时光都用在读书、写作上。此时不仅有被称
为“奇气横溢”③的《语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问世，其词作的题材格调 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可取之处是传主没有端起大家闺秀的架子，
反倒别具一格地向世人展示她作为待字少女的内心世界。这表现在她对韩偓
《香奁集》的研读和汲取上。虽然那时《香奁集》的名声，不一定象后来那 样被视为“海淫之言”①，但其中多涉男女情事则是事实。李清照一再将韩诗
隐括在自己的词中，这是发人深恩的事。除了上引咏海棠的《如梦令》， 系 取义于韩惺《懒起》诗的“昨夜三更雨”以下四句外，她在出嫁前夕所写的
这样一首《点绛唇》词：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 回首，却把青梅嗅。②
更与韩偓《偶见》诗的“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 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有着清晰的渊源关系。看来李词中的“客”，
很可能是指赵明诚。他当是由激赏李词， 进而亟慕其人。为得睹“梦中”“词 女”风采，明诚不难托故诣李寓，因为李格非前不久还是大学的学官，当是
赵的上司或老师。明诚不满足于梦境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设法亲睹未婚 妻淑姿，这是对于爱情婚姻一种可取的自主意识和新颖、负责的做法。此举
不但无可非议，还当为之击掌叫好；而对于尚在议婚期间的少女李清照来说， 听说或猜到来“客”是未婚夫，自然要急忙“和羞”走开了。此系顺理成章
之事，本无庸过虑，但至今仍有论者认为这首《点绛唇》非清照所作，其根 据就是“倚门”等于“倚门卖笑”。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倚门”语出《史
记·货殖列传》的“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是以此说明“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的道理。而“倚门卖笑”是后人的演义，以之形容妓女生涯系晚
① 《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六。
② 事清照《上枢密韩公诗序》。
③ 陈宏绪《寒夜录》卷下，退庐丛书本。
① 如方回《瀛奎律髓》卷七所评。
② 对于李清照的这首《点绛唇》，自情初贺裳《皱水轩词茎》疑系无名氏演韩偓诗以来，不少论者均持此
说。《李清照集》将其作为“附录”，《李清照集校注》则作为“存疑之作”。对此笔者曾作过考核，以
为此词当系李清照所作。详见拙文《关于易安札记二则》，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 4 辑。
至元代和清代的事了，如“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俏倚门儿”①、“婉 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②。鉴于上述“倚门”一词含义的演
变，如果一定要为《点绎唇》词中的“倚门回首”寻找出处的话，那么它只 能出自《史记》，而与后世所用引申意无涉。何况李词中的“倚门”句，只
是靠着门回头看的意思，不必有什么出典。即使后退一步，按照被人误解了 的思路来说，如王的所指斥清照的什么“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阎巷荒淫之
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其风至闺房 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③，不是也从反面印证了这类有涉于“闾巷”，
的“通俗歌曲”式的小词，很可能是出自一向接受新生事物的李清照之手。 何况这类词又是青年男女的真实心态的写照，将其从《漱玉词》中法除，岂 不可惜！
可喜的是有情人得成眷属，传主在十八岁时，嫁给了二十一岁的太学生 赵明诚，缔结了一段令当代后世艳羡不已的美姻缘。这时清照之父仍作礼部
员外郎；明诚之父作吏部侍郎，询为朝廷高级官吏。传主夫妇虽系“贵家子 弟”，生活方式却相当自然淳朴而又潇洒开放。每逢初一、十五，赵明诚便
请假到相国寺去购买碑文拓本，还不忘给爱妻买回一些她喜欢吃的于鲜果 品，他们初婚时，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在这前后，清照写词时，也多以好
花、皎月自况，如“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玫地。共赏金尊沉绿蚁， 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①、“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②，看
来这正是词人当时富贵优雅生活的艺术写照，不消说也含有某种自命不凡的 成分。
可惜的是好景不常，李清照出嫁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七月，其父被列入元枯党籍，共十六人，不得在京城任职，李格非名在
第五，遂被降为京东提刑。九月，徽宗亲书元枯党人名单，刻石端礼门，共 一二一人，李格非在余官第二十六人，罢其提点京东刑狱。而同年六月，赵
挺之除尚书右丞，八月除尚书左丞。李清照曾上诗翁舅赵挺之营救其父。对 此，张琰尝谓：“（文叔女上诗赵挺之）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
识者哀之”③。晁公武亦云：“（格非女）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相 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④
上文所云，凡被诬为元祐好党的人，均不得在京都任职。根据这条诏令， 李格非先是出为京东提刑。后来惩处加码，象苏缄、苏辙及“苏门四学士”
等，均被远谪或编管，李格非也被罢免了京东提刑之职。至于格非最后受到 何种惩治、结局如何，史无明载。根据当时情况分析，大致有三种可能：一
是，鉴于李格非在元佑年间职位较低，更没有象苏拭等人那样欲置章惇、吕 惠卿等人于死地，因而得罪较轻，当不至于受到很严酷的追究；二是，当时
的权势人物赵挺之，虽有借机报复苏拭弟兄及黄庭坚等多次压抑、中伤自己
① 王实甫《西厢记》三本一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汪中《经旧苑吊马守真文》。
③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①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
② 《鹧鸪天》（暗淡轻黄体性柔）。
③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④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续古逸丛书本。
的可能，但李格非毕竟是他赵挺之依从其爱子的意愿而选中的亲家，当不至 于投井下石，相反，还可能暗中为之斡旋，或予以援手，使之得以从轻发落；
三是，鉴于上述韩琦、韩忠彦对清照父、祖的荐拔，此时韩忠彦虽然受到曾 布的掣时，但毕竟身居相位，对李格非的蒙冤，不会坐视不救。凡此种种，
李格非当没有受到远谪或编管的处分，加之他本来就有志于史事，所以李格 非很可能从此走上了潜心著述的学术道路。到了“召还流人，进用忠说之士”
的“尚书右仆射韩忠彦”①被罢官后，元祐党人的处境便急剧恶化，象苏拭兄 弟，以及已故的司马光等均被罪上加罪，但那时李格非的具体遭遇仍不得而 知。
著述赋闲，对李格非来说不一定是坏事，但对李清照来说却是一场不小 的灾难，这意味着她从此失去了家门的依托。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里，
翁舅是高官，父亲为罪臣，她作为一个出嫁仅一年的新妇，处境该是多么难 堪！何况其父即使由于上述原因，得到某种护有，但京城已没有了她的立足
之地，她必须舍弃自己苦心经营美化了十多年的幽雅而舒适的“有竹堂”， 离京而去。这打击对一个极为看重“人间父子情”、不谙世故的十九岁新妇
来说，实在是大突然、太难以承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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